这种原初的一元性中没有区别，没有冲突，但也没有文明。

孔曰成仁，孟曰取义，足见儒家的精神气质非但不柔弱，反而刚毅至极。孔子云：质胜文则野，文胜质则史，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

孔子是一个非常坦荡的人，他对弟子说：二三子以我为隐乎？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，是丘也。这是孔子的第三个贡献。例如颜回，只要是颜回问，孔子答，往往可成经典之论。我们可以用中国文化的思考再补充一句——反思过度的生活也是过不下去的。孔子开辟了一个相对独立于仕的维度，即学。

可以说畏字是对于敬字的最佳临摹。当你温暖地去对待他人的时候，当你面对困难、苦难而坚定不移的时候，当你以知分、安分、敬分面对自己的责任的时候，你就是孔子。恰好相反，它有术，是位政治工程师。

道家的内涵之所以难以澄清，乃因这个学派是后溯出来的，被汉代史家整理出来的，它缺少儒、墨两家内部的团体成员因共享的经典、人格典范、思想目标、集体行动因而形成共同的集体意识。由于和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的系谱相结合，而且年代还被摆在五帝中的第一位，因此，在战国时期形成以黄帝之名为核心的学派时，黄帝即以秩序原理的总设计者规范的提供者的形象显现出来。学术想象力丰富，领域又踏入史前时期，自然难免碰到征实困难的窘境，也不可能达到一锤定音的效果，但另类视野的解放效果是很明显的。班固的着眼点虽然和司马迁不同，但他们同样认定老子思想的核心是政治哲学，而且是一种积极的政治哲学，可有效地规范人间秩序。

时常被认为反历史的神话也是有历史的，三子神话来源的类型以及所代表的历史文明的阶段相当不同，庄子的升天远游神话应当来自于遥远的萨满教传统，萨满教是亚美狩猎文明代表性的宗教，耶律亚德在其名著《萨满教》（Shamanism:Archaic Techniques of Ecstasy）一书中，曾特别彰显萨满教对人类早期文明的贡献。因为死亡是自然的本质成分，其重要性和生命不相上下，就像春天与冬天在天道中的地位一样。

诸子百家有多少的流派，原则上即相应地有多少的原型。就个别的学派的源头来看，每位哲人所承袭的古之道术有别，各有方术。其次，他显现为民族的先祖，中国境内有多少民族，原则上黄帝都可成为这些民族的共祖。[27]杨儒宾：《儒门内的庄子》，台北：联经出版公司，2016年。

先秦诸子百家中，后世所谓的道家[19]当是运用巫教神话题材极娴熟、实践工夫也深受巫教传统影响的学派。大母神意象所具有的暧昧德性，我们大概都可在《道德经》一书中找到相应的叙述。它对我们了解《老子》到底是慈让之书还是阴谋之书，也可以提供有利的观察点。严格说来，太一不是时间向度内的概念，因此，自无古今可言，也不存在某一历史阶段内发生过的源流或影响关系。

比起方术限于一方，心术只行之于心之作用，治术唯辨析政治上的治理之术，道术可以说是超越一切分殊表现之上的道本身的规范，它具有总摄或母体的地位。早在中国考古学专业在中国建立，长城之外的文明已被视为和中国文明有极密切的关系，李济先生生前一直呼吁不可为秦始皇的一道长城所误，中国文明的线索不能局限于后世的中国疆域[10]

到了宋明时期，人们的天道观开始围绕世界的本原究竟是天理、还是心性展开讨论，从而发展形成理学和心学两大学派。人要为自己的存在寻找合理性，而这个合理性即人性，而人性的根本是德性。

很明显，在尊德性和道问学二者之中，郑玄更为强调的是尊德性。人们认为天是自然的存在，这种存在是对宇宙及其运行规律最彻底的抽象。而陆九渊主张，教人应先发明人之本心，而后使之博览。二者是圆融统一的，之所以会产生争辩，是因为思想家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不同，以及各自想强调的重点不同所导致的。对中国人而言，人与天地并立，并称三才，人有生生不息的精神，有自强不息的精神，有日新又新的精神，有在宇宙中上下求索的精神，有终日乾乾，夕惕若厉的精神。但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根本是回到自身的涵养，回到德性的养成上。

（郑玄：《周易郑注·系辞上第七》，胡海楼丛书本）世界即是一个阴阳不断迭代而分形生成万物的过程。中国人对于天与天道的认识，源于人们最初对天的畏惧、敬仰并奉其为最崇高的意志，即所谓的主宰之天。

德性为尊，为根本原则。道问学的路向是从具体的学问出发，从探索外部世界入手，一步步养成德性。

尊德性与道问学出自《礼记·中庸》：大哉圣人之道。一、古代中国的世界观：天道观 中华文明在源头时期就通过文字记载了对世界的理解。

郑玄的注解是：德性，谓性至诚者。《易经》说：三才，天地人之道。儒家讲君子有三畏，其中有一畏是畏天命，这体现出古人对超自然的力量采取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。德性者，吾所受于天之正理。

天对于中国人而言，意味着一种哲学、一种世界观。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则可以与天地参矣（郑玄注，陆德明音义：《礼记卷第十六·中庸》，相台岳氏家塾本）。

而德性养成的必经之路是做学问，在学问的不断积累过程中实现德性的发展和完善。其认识论主要可以归纳为尊德性和道问学两种路向。

也就是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总之，中国人认识世界最终的目的是发挥人性的最高价值——德性，确立人在宇宙中的位置，安放人的存在，使人与天地和谐并立，在与自然宇宙的和谐共生中获得永恒。

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强谓之名曰‘大。道问学是通过治学和修养，彰显至诚的德性。而治学要达到的目的是进一步彰显、强化学习者内心的至诚本性。其实，古代中国的世界观用中国本土的概念表述是天道观。

陆九渊的看法是尊德性对于认识真理来说是起始和根本，而问学只能建立在尊德性的基础之上。对中国人而言，人之所以能与宇宙并立，有一个前提，这个前提是人格的挺立，是人要能够尽人之性，因为能尽人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。

在德性与问学何者更为首要和根本的问题上，朱熹与陆九渊各执一词：朱熹认为，认识真理的根本方法是问学，讲求格物致知，通过不断问学和探索而获得真知，并发展出德性。（郑玄注，陆德明音义：《礼记卷第十六·中庸》，相台岳氏家塾本）也就是说，德性的本质是至诚。

子曰：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这肯定了自然之天的正常运行。能尽物之性，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。